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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唯物史观解读 | 社会科学报

2023-02-14 18:35:52来源：

导读学习的精神中国式现代化将不仅是物的现代化，而且是人的现代化，更是见物见人见天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将是...

学习的精神

中国式现代化将不仅是物的现代化，而且是人的现代化，更是见物见人见天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将是最有可能终结资本的绝对权力，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崭新的现代化之路。

原文：《中国式现代化的唯物史观解读》

作者 |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夏巍

图片 |网络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现象，从16世纪欧洲发生的这场人类最重要的社会变革以来，世界上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个文明国家中的每个人所面临的最大的“现实”和普遍的历史性命运就是现代化。从唯物史观来看，现代化的历史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部感性的社会权力史。正是社会权力使人类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轨道。世界历史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权力架构，资本的权力在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它为现代文明奠定基础并确定了发展方向。马克思在《共产宣言》中谈到，自从资本来到世间，世界历史的帷幕被揭开，“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不仅如此，“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只要面对现代文明，就需要现代化，这是历史的必然。

关于现代化如何来自西方的巨大社会历史运动，资本主义的兴起如何引发欧洲的变革，资本这一感性的社会权力如何带来世界历史，非欧国家如何卷入世界历史进程中，马克思给出了真理性的阐释。他的唯物史观视域将会帮助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现代化及其历史的本质，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和本质特征，并且从根本上领会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是一部资本的权力史。现代化以资本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是暂时的，历史的发展必然要求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

“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正是基于物质生产，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辨证运动出发揭示人类文明演进的客观逻辑的。在他这里，作为物质生产之劳动突破工具理性活动的知性规定而获得了感性活动这一存在论本质的澄明：感性与生产构成了劳动的内涵。劳动之于历史的重大意义不只是能生产出人类生命活动所需的生活资料，更重要的是对人的感性存在和感的生成，即对人的社会性的创造与生成。马克思认为，一方面生产中充盈着感性意识，其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展开中构建起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交往意识。感性活动的根本动力，来自感性意识的对象化，因而感性决定了生产。另一方面，感性必须经由生产才能展开自身，因而感性直接是生产的结果。现实的个人的生活过程就是生产，它包括了物质条件和分工（活动），感性包括了交往意识和交往形式。

物质条件与交往意识、分工与交往形式相互规定，交往意识决定分工，分工确立交往形式。没有脱离交往意识的物质条件，生产的物质力量之所以是力量就是因为它是人与人交往的体现。它是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是社会的而非纯粹物质的力量，生产力即是这种力量的经验化形式。只有在物质条件中呈现出来的才是交往意识。撇开物质条件谈论交往意识，社会关系仅仅是在思维中把握到的人格关系。因此，物质条件与交往意识的相互规定才规定出生产活动。

生产一开始即包含分工，所以活动同时是分工。交往意识决定了分工方式，因而分工是个人感性活动的交往方式。感性活动发生的前提是原始共同体及其意识的形成，扩大共同体必须进行积累，从而将新文明成果存留下来。当旧有社会关系形式继续存续会导致新文明成果丧失时，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便要求新的分工，这样分工就承担起积累的使命，其实质就是积累的劳动与活劳动的关系。当积累起来的劳动开始支配活劳动时，社会权力便诞生了。换言之，当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从个人的生存活动中异化出去时，在分工所规定的感性活动的特定交往形式中就凝聚出对抗的类力量，成为支配着每个感性个人存在的外部力量，这种类力量即社会权力。马克思在《〈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这里的“社会生活条件”指的是物质生活关系领域里所发生的“个人的活劳动”与“被积累起来的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而一旦积累起来的劳动以一般交换价值的形式实现了对活劳动的统治时，资本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权力关系便出现了。在资本世界中，如果个人的感性活动不能对抽象劳动的积累作出应有贡献，就绝不可能被承认为劳动。现代劳动的本质，一言以蔽之，就是抽象劳动统治具体劳动。

资本还会促使资本家摆脱一切外部限制去攫取剩余价值，建构出突破民族国家疆域的世界市场。这种前所未有的现代生产方式带来的殖民扩张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造成了农业社会从属于工业社会的巨大发展差距，造成了不同于一般民族压迫的现代民族压迫。整个人类社会关系都被资本置于对抗性的权力架构中，它成为一种绝对权力。现代化的历史是“抽象成为统治”的现实生成的历史，世界历史从根本上是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权力架构。

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揭示出这一社会权力的历史界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就明确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资本主义的这种特定生产方式历史性地构造了资本权力关系，而这一对抗性的社会关系限制着生产力的发展，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即是明证。所以现代化以资本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是暂时的，历史的发展必然要求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根本在于辩证地否定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终结资本的绝对权力。

基于唯物史观的历史性原则，只有立足于中国历史性实践考察中国的现代化，才能真正深入到历史的本质当中去，从而对中国式现代化做出科学阐释。的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是对中国历史性实践的深刻领会，这些阐释清晰地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体现出现代化是一种世界现象，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更是一种文明进步，是一种发展目标，是足以带来价值理想维度的，昭示着更高发展的可能性。这一中国式的具体必将生发出引领性的普遍来。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思想层面的可能性：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性生命精神。

在西方近代以来的理性原则中是提不出人类生活的价值理想的，它只能安排出更能产生效率的社会，而中国文化精神并不基于理性原则，感性生命精神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中西文化的主要差别在于，西方文化精神是理性规范的，中国文化精神是感性生命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在思想层面上具备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可能性。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蕴藏着突破资本逻辑的可能性。马克思对资本绝对权力的现实批判，在理论上表征为对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挣脱理性形而上学的出路，就是从人的感性活动和感出发，这一点与中国文化不谋而合。马克思要扬弃资本逻辑，在中国文化中得以回应。

中国人的“心”，具有情感和直觉性，超越生物性，但绝不是抽象之思。中国人不是西方理性原则下尊崇理性的抽象单子式的个人，即便在经济活动中领会到抽象的交换价值，也不会使其感性的社会性抽象而被主体化。中国文化是难以通过人格抽象化使得一般社会力量抽象化的。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就视社会存在和自然存在为统一体。天之观念即社会之观念，天之演变即人世之演变。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立足点即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即是中国人的天人合一，而它的基础正是生命情感的共通性。无独有偶，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就把中国人的宇宙观看作有机主义，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柯布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有机整体主义的文化。从庄子的齐物论，到张载的“民胞物与”，到王阳明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无不体现了有机过程思维。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现实层面的可能性：辩证地否定资本主义现代化。

“辩证地否定”从两个维度上加以展开：一是积极占有资本文明成果，二是有效规约和控制资本。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面对资本文明成果，如何积极地吸收和占有它是关键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现代化特定发展形式是可被超越的，而作为现代化普遍物质内容的现代文明成果则是不可超越的，必须加以继承和发展。他指出：“各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种占有首先受所要占有的对象的制约，即受发展成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的生产力的制约……其次，这种占有受进行占有的个人的制约……占有还受实现占有所必须采取的方式的制约。占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实现。”我们领会这段话得到的启示在于，一是占有的对象是资本文明成果，因此首先应清晰而全面地掌握资本主义发展新状况、新特征及其本质。二是对占有主体的关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立足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三是如何以联合的方式实现占有。这里突出联合的维度，事实上是对共同性的强调。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本质要求之一是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次，是对资本的规约和控制。首要一点是要坚持中国共产领导人民，并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合理地规约和控制资本。这就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及行为规律，在全面把握资本逻辑的表现形式与社会效应的基础上透视资本规律。在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关键要更积极有效地控制住它的消极作用。